奉化红帮西装定制-奉化红帮服饰名品一条街

QXFS 什么牌子

西服的一个牌子。

主要信息：

19世纪40年代前后，西装传入中国，留学的中国人多穿西装。宁波市服装博物馆的研究人员经过半年的研究，发现中国人开的第一家西服店是由宁波人李来义于1879年在苏州创办的李顺昌西服店，而非国内服装界公认的1896年由奉化人江辅臣在上海开的“和昌号”。

这将宁波“红帮”史和中国西装史整整向前推进了17年。1911年，民国政府将西装列为礼服之一。1919年后，西装作为新文化的象征，中国西装业得以发展，逐渐形成一大批以浙江奉化人为主体的“奉帮”裁缝专门制作西装。

20世纪30年代后，中国西装加工工艺在世界上享有盛誉，上海、哈尔滨等城市出现一些专做高级西装和礼服的西服店，如上海的培罗蒙、亨生等西服店，以其精湛工艺闻名国内外。此外，中国西装制作形成各种流派，较为流行的有罗（俄国）派和海派。

红帮文化的红帮发展

19世纪末期，奉化民间中流传“三把刀”，即裁缝、厨工、理发。当时许多奉化人为谋生，纷纷离乡背井外出寻找活路。奉化剡江、金溪两岸的江口、王溆浦、前江、南渡一带以裁缝营生者最多。他们三五成群，或单门独户用一把剪刀、一把市尺、一柄烫斗及针线粉团打上包袱，历尽艰辛向外闯荡，大都流向沿海一带城市如宁波、上海、南京、青岛、天津、哈尔滨，有的还转向朝鲜、日本、香港及东南亚等地，为人裁布缝衣。

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企图瓜分中国，与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于是，诸多大使馆、领事馆、租界、商埠、办事处、洋行等海外的机构或团体亦应时而生，自然牵涉到这些外国人的衣着问题。于是，一些外出谋生而头脑灵活的本帮裁缝，便不做原来的长袍、马褂、对襟衣了，开始做起西服来。且生意不错，渐渐发迹。当时凡替外国人（俗称红毛人）做西服的那些赶时髦的裁缝，便是红帮裁缝。

江口前江村的江良通、王溆浦村的王睿谟曾相继东渡扶桑，见习西装裁缝，掌握了制作西装技艺，1896年后，他们先后在上海开设了“和昌号”和“王兴昌”洋服店，这是奉化裁缝在中国最早开办的西服店，他们传子带徒，逐渐形成了松散的“红帮裁缝”团体。奉化裁缝的特色在制作质量上很讲究精工细作，又有一套裁剪、缝制、因人而异的过硬本领，很受时人赏识。1904年王睿谟化三天三夜时间用手工飞针走线为我国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徐锡麟缝制一套西装，成为我国服装界的一个创举；1916年慕名来到王才运开办的“荣昌祥”西服店，要求以士官服为基样，改制成直翻领，四贴袋，五粒扣的新式服装，王才运操刀裁剪制作，不上三天就完成，孙先生非常满意，被后人称为“中山装”，誉为“国服”。“红帮裁缝”因手艺精湛而走红，名噪天下，不仅创造了中国服装史上的三个第一，还造就了一大批西服制作的优秀人才。“红帮裁缝”为了扩大门庭，不断从奉化乡里招去同族同乡以及周边乡村子弟收为徒弟，当时“荣昌祥呢绒西服号”最盛时职工多达100余人。南京路共有八家西服店，其中七家为奉化人所开，在上海奉化籍西装店就有100多家。“红帮裁缝”开设的西服号，大都前店后作坊，工贸合一，主营西装，兼营衬衫、领带和各类鞋帽，形成服饰系列，这是“红帮裁缝”经营的特色。

王才运先生出身贫苦，素有反帝爱国之情。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领导“五卅”商界罢工。1925年的“五卅”惨案就发生在“荣昌祥”店面附近，王才运先生目睹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学生的，立誓抵制外货，拒绝与外国人经商。而当时制作西服的呢绒面料都是进口的，做西装大多又得与外国人打交道，王才运先生为实现不卖不买洋货的诺言，毅然弃商归里，把“荣昌祥”交给他的得意门生、外甥女婿王宏卿经营。并把多年苦心营织起来的资金，以分红形式，赐给追随他多年的门生。

他的门生得此厚资，纷纷自立门户，开设西服店。

先后离开“荣昌祥”开厂开店的奉化人有：

王才兴、王和兴兄弟于南京路807号开设王兴昌呢绒西服号。

王来富于南京路815号开设王荣康呢绒西服号。

王辅庆于南京路791号开设王顺泰呢绒西服号。

王廉方于南京路781号开设裕昌祥呢绒西服号。

王士东、周永升于南京路775号合资开设汇利呢绒西服号。

王正甫、王介甫兄弟于广西北路346号开设洽昌祥西服号。

王继陶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429号开设汇丰西服号。

孙永良于贵州路开设顺泰祥西服号。

王增表开设开林西服店。

王丰莱开设王荣康西服店于重庆路。

王飏庆开设中华皮鞋股份有限公司于南京路、河南路东首。

周毓字开设华东皮鞋店于南京路777号。

于是，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南京路上蓬勃发展的西服业，几乎被王才运的亲族和门生所垄断。一时间，上海南京路成了奉化西服业一条街。这些企业大部分成为上海的名牌商店，对南京路上的繁荣，中国西服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此，“红帮裁缝”已完全形成。

“荣昌祥”自王宏卿接手后，悉心改良经营管理，开拓了团体制作业务，如承接铁路员工号衣，航空军校制服，发展军服、雨衣等业务，并扩大呢绒批发，使“荣昌祥”更加兴旺发达，全盛时资产达50万元之巨，在众多师兄弟的竞争中仍为上海西服业之冠。

“红帮裁缝”在上海成名后，随着上海西服业的兴盛和店铺、技师的饱和，“红帮裁缝”便向外开拓生存空间，他们有的北上东三省，南下厦门港台，有的西进中原武汉；有的还跨出国门，远涉重洋，到北美、欧洲、日本、东南亚等地开创基业，施展才华，他们的足迹遍布北京、南京、重庆、青岛、大连、广州、厦门、海参威等地。目前，在港、澳、台地区和国外，尚存许多“荣昌祥”的第二代、第三代门生。比如香港陈才荣开设的“益昌公司”，王定海开设的呢绒服装公司等等，均颇有影响力。 从而把祖国的服装文化，深深地融注到西方世界。

“红帮裁缝”谋业各地都有不少建树，事业成功都不忘造福桑梓。他们爱国爱乡，急公好义，资助公益，兴办慈善，泽被故里。如王溆浦村王才运、前江村的江辅臣等。王才运在上海被称为“模范商人”，他是一位爱国的“红帮裁缝”代表。他在租界内最早发起成立商界联合会，并任第一届会长。他积极支持“五四”运动，为维护租界内中国人合法地位与应有权利进行斗争，带头抵制洋货，提倡国货，是实业救国运动的倡导者。他乐善好施，出巨资在家乡王溆浦兴办各种公益事业，如出资修筑乡里最大的水利设施——外婆石契，疏浚溆浦河，建造“寿通桥”，助田100亩作为溆浦学校田，供贫寒子弟免费读书，还出资筹建了“奉化孤儿院”等等。江辅臣是江良通之子，在上海发达后，在家乡助田123亩，助银16000元建造了远近闻名的“锦沙学堂”；还建桥、修路，捐助平安会等，为四邻八姓传为佳话。

第一、二代“红帮裁缝”以一把剪刀，剪出了奉化人缤纷多彩的人生世界，开创了中国民族服饰文化先河，他们是中国服装界的骄傲。 第一、二代红帮裁缝为中国服装行业树立了丰碑。解放后第三、四代红帮传人承传了红帮精髓而胜于红帮。

第三代红帮传人余元芳是奉化白杜人，解放前从师于上海王才运门下，从小练就“红帮裁缝”工艺三大绝技“目测量衣”、“抽丝补调”、“特型矫正”。解放初在上海开设“波纬西服店”，为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做了新中国第一套西服，后经陈毅市长推荐，将余元芳和他的“波纬”调迁北京，改为“红都服装公司”，先后为许多外国元首、驻华领馆人员和共和国许多党和国家***制作服装，被誉为“服装国师”和“西服国手”。许多外国来宾称赞他做的西服比英国牛津的还好。他为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及其妻子，王子“目测量身”做的西装非常合身，亲王惊叹余元芳是“他见到过的最好的服装大师”，还特地把一只镂花银盒子送给余元芳作为纪念，传为佳话。余元芳作为“红帮”在新中国的代表和领头雁，为祖国的服装文化辛勤耕耘作出了卓越贡献。几十年当中，他带出了一批批技艺高超的徒弟，这些徒弟经过再传，把“红帮”技艺融会到中华服饰文化大海，使红帮服饰文化发扬光大。第三代的红帮传人又为中国服装行业树起了第二座丰碑。

榆林村人陈志康，继余元芳之后，续任北京红都服装店经理。他领导“红都”师傅专为中央首长、外国要人和驻外使节定制西服。他本人手艺高超，1976年9月9日，主席逝世，国家警卫局要“红都”赶制一套为主席最后穿着的中山装。他立即率服装师研究，由于已不能量体制衣，所以只好找来旧衣参考，并用目测法制成。如今，毛主席躺在纪念堂里穿着的一套银灰色中山装，就是陈志康等人的杰作。李鹏出任总理后，他的衣服基本上由陈志康一人包揽。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一家，也曾找陈志康制衣，建立了一定的感情。莫尼克皇后生日，西克努克特地打电话请陈志康参加生日宴会。

精湛的传统工艺，使“红帮”日益焕发光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红帮”的故乡，勃发了服装工业的青春。凭着历史的渊源和奉化裁缝的技术优势，奉化市相继办起了西装、时装、羊毛衫、针织、衬衫、羊绒服装、裘皮服装等诸多颇具规模企业，至今全市有服装企业200多家，从事服装业人员占全市从业人口的四分之一，服装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的四分之一。

新生代的红帮传人不仅仅守成，而且大胆创新，把红帮的传统工艺和现代技术结合，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交融，使“红帮”的故乡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1991年罗蒙西服以“用料讲究、款式潇洒、线条明朗、造型优美、风格独特、漏验率为零”称雄西服业。法国前总统看到中国官员和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所穿服装款式新颖，色泽宜人，从质地到工艺都是世界一流，误以为这些服装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当得知这些服装均是奉化服装厂生产的，密特朗总统顿时赞不绝口，连称“这是真正东方艺术，真正东方艺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奉化的服装企业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档次迈进，特别在近几年来，罗蒙、爱伊美等服装企业相继引进了世界一流先进设备和成套智能化生产流水线，并革新工艺，2000年罗蒙成功研制了“绿色环保型无粘合衬西服”被法国科技质量监督评价委员会推荐为“高质量科技产品”，并被列为“欧盟市场销售目录”，打开了通向欧盟市场的大门。目前一个更高层次的集团型、系列化、多元化、信息化、名牌化、个性化、国际化格局正在奉化形成。奉化服装在全国服装行业中已占有重要地位，她已拥有超一流的大型集团公司，拥有“中国驰名商标”企业，拥有“中国名牌”称号企业，其中罗蒙集团是“中国最大经营规模企业”、“中国最高利税企业”“中国最大出口创汇企业”。罗蒙品牌全国市场综合占有率雄踞中国服装业名牌企业的第二位。而且罗蒙以自己的品牌进入了欧洲和美国市场，开创了以民族品牌融入世界名牌服装之林的先河，这又是奉化人的骄傲。

红帮文化已不再仅仅是红帮人的文化，而成为奉化人的宝贵精神财富，这种精神在不断的延伸。其中第四、五代红帮传人的代表盛军海、盛静生、傅志存等的成功业绩就是最好的诠释。红帮文化已成为中国民间服装艺术的一种象征，它是“真正的东方艺术”，它又在不断的升华。

红帮作为一个服装流派，是一种产业型集团，她长期以师徒传授关系，确实推进了民族服装事业的发展，但她又以新的传承形式扩大生存空间，代代相传延绵永恒。红帮以她精湛传统技艺，立足生存求得发展，以敢于争先的创新精神创造明天的领先。红帮以她丰富的民族内涵的浓浓情商，情系天下，服务大众，回报社会，对人类文明不断再创造。

文化的盛兴，被称之为繁荣，世代的铭记被称之为永恒。盛兴百年的红帮服饰文化，她将使奉化的服装业乃至中国的服装业恒而久之。

红帮文化的红帮裁缝

红帮裁缝源自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服饰文化。清末民初，帝国列强大举入侵，在沿海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里洋人簇拥、洋行林立，一时间，西装在洋行职员乃至富家子弟之间猛然兴起，成了身份和财富的眩目标记。于是，一部分迫于生计的本帮裁缝（中式裁缝）不得不放弃长袍、马褂、对襟衣，改做西服。当时，国人称外国人为“红毛人”，为外国人服务的行业都要加上“红帮”两字。“红帮裁缝”的称谓由此而起。

红帮裁缝的发祥地在奉化江两岸，孕育于上海，发迹于哈尔滨、长春、大连、北京、天津、汉口和青岛、济南、南京、苏州、重庆等20余个城市。据《奉化县志》、《上海总商会月报》、《上海市大观》等文献所载，1896年，曾到日本学过艺的江良通回国后在上海开设“和昌洋服店”。同样在日本学过艺的王睿谟于1891回国返乡，带其子王才运到上海做“包袱裁缝”，1900年创办“王荣泰”洋服店。

红帮的崛起离不开宁波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由于宁波重商、惠商观念以及后来产生的“工商皆本”思想根深蒂固并成为一种传统。近代城市和工商业的发展，使原本以“穷家难舍，熟土难离”的农民、乡间工匠开始新的生活求索，揖别故乡，四出探寻新的生活出路。这些因素催生了红帮的兴起。

十九世纪末，上海红帮裁缝王睿谟为民主革命家徐锡麟做过中国式西服；二十世纪上叶，上海红帮裁缝名店“荣昌祥”和“培罗蒙”等为为首的国民政府要员做过一大批中山服和军服；二十世纪50年代，上海红帮名师为陈毅市长等上海市领导做过西服、中山服；1956年迁京的北京红帮服装店为、、等中央首长做过毛式中山服和西服。

一个多世纪来，红帮裁缝技艺共经历了四个时期：一、明末清初期的孕育期，当时宁波裁缝合计250余人；二、20世纪初的萌芽期，在北平、上海、苏州、天津共400余人；三、20世纪20年代起的拓展期和成熟期，此时，红帮裁缝在北平、上海、苏州、天津及山东、东三省、南京、汉口、长沙等大中城市共有2万余人，他们依赖自身的手艺，借鉴西方的工艺，在量、算、缝、试中运用刀功、手功、车功、烫功和“推、归、拔”原理，久而久之总结了西服工艺的九个势（胁势、胖势、窝势、凹势、翘势、剩势、圆势、弯势、戤势。如袖笼山头必须做到圆顺，袖子要做成有弯势，后背要有戤势使两手伸缩方便，子口要有窝势，不向外翘，前胸要有胖势，肩头要有剩势）、十六个字的规格标准（平、服、顺、直、圆、登、挺、满、薄、松、匀、软、活、轻、窝、戤），成为中国裁缝的经典理论。同时，红帮裁缝还创立了中国服装业的五个第一：制作了第一套中山服、第一套西服，开设了第一家服装店、第一家服装学校，编撰了第一部服装专著；四、20世纪80年代末为奉献期，在宁波、深圳、温州共400多人。目前，散居各地的红帮老人，大多数谢世，健在的约有100多人，都已进入耄耋高龄。

据红帮老人介绍，奉化境内较为明显的红帮裁缝有三支，一支是以王睿谟为代表的江口镇王溆浦村王氏一脉，另一支是以江良通为代表的江口镇前江村江氏一脉，再一支是以顾龙海为代表的西坞镇顾家畈村顾氏一脉红帮裁缝历经风雨洗礼，终以精美绝伦的制作技艺，信誉第一的职业道德为世人所瞩目，他们的创业和创新精神，已成为宁波创建中国服装之都的历史底蕴，正有力地推动着欣欣向荣的当代服装业。

1997年8月，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命名奉化为“中国服装之乡”；2005年“红帮裁缝”成功申报浙江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